以下譯自《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娜·福魯哈（Rana Foroohar）的文章——

當你提到「特朗普」與「科技」兩個詞，人們腦海中可能會浮現伊隆·馬斯克與他的電鋸，還有矽谷巨頭們坐在總統就職典禮前排的畫面。但撇開這些視覺印象不談，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正在對大型科技公司推進實質性的行動。特朗普本人也預計將簽署一項打擊「深偽技術」（deep fake）的兩黨法案，而白宮方面則繼續推動與中國的科技脫鉤。

那麼，特朗普到底是親科技的自由意志主義者，還是反科技巨頭的民粹主義者？就像大多數事情一樣，這得視當時總統本人的個人利益而定。

這一點上週再次得到了驗證。當時亞馬遜的「Haul」部門（主要銷售直接從中國倉庫出貨的超低價商品）正考慮發布一組數據，揭示關稅對消費價格的影響。白宮發言人迅速將此舉定性為「敵意且具政治性」。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正是科技巨頭收集的大量數據的最佳應用之一。」我很欣賞亞馬遜想要推出類似「供應鏈營養標籤」的構想，這不僅能揭示關稅造成的通脹效應，也能讓我們看清大型企業到底願意承擔多少成本上漲（答案多半是：非常少）。

然而，亞馬遜的想法很快就被扼殺。創辦人暨執行董事貝索斯隨即致電總統本人。特朗普事後說：「貝索斯表現得非常友善。他很棒，很快就解決了問題。」

這一事件揭示了更深層的問題：特朗普政府對科技與監管所釋放出的矛盾訊號。這又是一個我們從白宮得不到明确信號的政策領域。

例如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長期與科技億萬富翁彼得·蒂爾（Peter Thiel）關係密切，但他同時也是前FTC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及其反壟斷行動的支持者。

關於谷歌壟斷案的處置結果預計數週內將出爐，司法部反壟斷部門負責人蓋爾·斯萊特（Gail Slater）已呼籲採取強硬措施，要求谷歌解除與蘋果的預設搜尋引擎合作協議，出售其Chrome瀏覽器，並向競爭對手授權搜尋數據。

雖然斯萊特與可汗理念不同，但她支持自由市場的立場意味著她並不接受矽谷那種「為了與中國競爭，我們必須壯大科技巨頭」的荒謬邏輯。她近期在與保守派評論員索拉布·阿馬里（Sohrab Ahmari）的訪談中表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而不是認為為了與中國競爭，我們就要變得更像中國。」

斯萊特與許多自由派一樣，主張透過監管行動防止大型科技企業打壓或併購可能威脅其核心商業模式的創新初創公司。她常引用里根時代拆分AT&T、促進行動通訊創新的案例作為典範。

若要保護下一個Google或Meta的誕生者，就必須理解當今科技巨頭如何在其服務周圍構築銅牆鐵壁。這種觀點正推動聯邦貿易委員會對Uber提出新訴訟，指控該公司讓用戶難以取消其訂閱服務（Uber否認這一指控）。這類針對資訊不對稱與科技巨頭商業模式不透明性的監管反擊，也與拜登政府的做法不謀而合。

然而，特朗普畢竟不是拜登。前任政府重新引入了「政治經濟權力」這一概念，並以此衡量科技巨頭的影響力。他們認為要對數位經濟進行有效監管（尤其是這個主要以資訊交換為核心的經濟體），就必須跳脫傳統的「消費者福利模型」。這種做法勇敢、新穎，並且是正確的。

但美國第47任總統對「權力」作為監管主軸的採用方式，頂多只能說是隨興而已。

以FTC對Meta提出的「買入或埋葬」（buy or bury）式壟斷案件為例。《華爾街日報》報導稱，Meta執行長馬克·祖克柏曾親自、頻繁地遊說特朗普，希望他能迫使FTC接受Meta提出的4.5億美元和解方案，而非FTC原本開價的300億美元。

祖克柏顯然很有信心特朗普會幫他說話。最終沒成事，但這可能只是因為當時特朗普辦公室裡最後見的是FTC的人，而不是Meta的高層。誰能保證未來他不會與祖克柏或谷歌達成某種交易，以換取個人或政治上的回報，從而軟化反壟斷行動？

唯一看起來特朗普不會讓步的領域是對中國的科技脫鉤政策。看看他最近對輝達（Nvidia）人工智慧晶片的出口禁令就知道了。然而，他那種一刀切式的關稅策略卻導致歐盟威脅對矽谷企業徵收大規模數位稅。當美國同時與中國和歐洲對抗時，世界其他國家就不太可能願意加入美國主導的科技陣營。

更何況，關稅往往會對小企業造成更大傷害，反而讓大企業越來越大。

只要這些大公司看起來站在特朗普一邊，我懷疑他會在意這些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