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總統、總理、親愛的勞倫斯、各位部長、國會議員、大使、將軍、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我要感謝新加坡總理的熱情款待，以及他對法國與新加坡戰略夥伴關係的堅定承諾。感謝您提供這次機會，也感謝國際戰略研究所讓我能在這個對亞洲及全球安全極具意義的平台上發表演說。
我其實早在2018年就收到勞倫斯的前任發來的邀請。今晚我必須坦白，我當時猶豫不決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若是2019年就來談這些問題，可能要容易得多。但無論如何，我今天站在各位面前，想與大家分享一些我堅定的信念。
首先，我要說明，我對這個地區懷有深切承諾，也想解釋為什麼法國有發言的資格。這點經常被忽略，那就是法國本身就是印太地區的一員。我們在這片區域擁有海外領土，從留尼旺島、馬約特到瓦利斯和富圖納、新喀里多尼亞、法屬玻里尼西亞等地。這些地區住著超過一百萬名法國公民，我們在此設有常駐軍隊，部署超過8,000名士兵，並與一些夥伴國共同設立了永久性軍事基地。這些年來，我們也與多國舉行了聯合軍演，最近更派出航母在這裡參與演訓。
同時，我們也是歐洲國家。我在演講中會反覆提到，歐洲與印太、歐盟與東盟之間正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特殊關係。
當前我們身處多重危機之中，這應促使我們尋求新的合作模式，甚至重新構想合作的形式。
我想以一個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觀念作為開場，那就是：我們在行動上必須謹防雙重標準。接下來我會談到歐亞之間在戰略自主上的共同利益，並提出這項夥伴關係的幾個核心支柱。但首先，請允許我強調：我們絕不能在當前國際局勢中默許雙重標準的存在。
當今世界正陷入多重危機，而最大的風險就是我們只關注自己邊界內的問題，卻忽略了基本原則，忘記了各場危機其實彼此相連。我想在此讚賞新加坡，不論是勞倫斯或他的前任，對於烏克蘭戰爭一開始就明確表態，並未將之視為單純的歐洲戰爭。
但我們也看到許多地方存在雙重標準，無論是在非洲、拉美或亞洲。許多人持一種「中立觀點」，認為俄烏衝突只是歐洲內部問題，西方對此投入過多資源、拖累全球。我要明確指出，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若國際社會默許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部分領土而不加制裁、不作回應，那麼將來若台灣發生類似事件，你們又會如何解釋？若菲律賓遭遇挑戰，又該如何應對？
全球秩序不是可以切割的概念。如果我們堅持原則，那原則就必須在全球通用。烏克蘭戰爭所考驗的，是我們集體是否還有能力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不可侵犯——這點不能出現雙重標準。
同時，我也聽見來自非洲、拉美與海灣地區的聲音，批評西方對以哈衝突採取雙重標準，認為美歐在加沙問題上對以色列「放任不管」。這確實是一大風險。
因此，我們譴責哈瑪斯的恐怖襲擊，我們與一些關鍵夥伴努力解救人質，也支持所有爭取停火的行動——美國、埃及、約旦、卡塔爾等都付出很多努力。在人道主義問題上，緊急停火是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推動對巴勒斯坦國家的承認與互相承認，建立一套穩固的區域安全架構。若我們選擇放棄加沙，默許以色列不受制衡，即便我們譴責了恐襲，也將失去在全球的公信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拒絕雙重標準——不僅因為道德，更是出於維護全球秩序的現實需要。
再者，我認為放棄可持續發展與健康議題，也是一種雙重標準。這可能令許多國防部長驚訝，但現代安全挑戰與氣候、生物多樣性、公共衛生密不可分。新冠疫情就明確證明了這一點。
若富裕國家中斷對這些領域的投資，那不僅削弱我們的道德正當性，也可能激化新的安全危機。這是給破壞分子可乘之機。
因此，我要強調，反對雙重標準並不代表每個問題都要平衡處理，而是我們必須在原則上保持一致。如果世界走向兩極化，只讓國家「選邊站」，那麼戰後建立的所有國際秩序、維和機制、公共衛生與人權合作體系都將遭到破壞——而這些制度正是現在比以往更需要的。
今日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中美全球競爭不斷升溫的情況下，維持和平、穩定與繁榮，避免自身利益被強權所裹挾。
法國作為美國的盟友、朋友，亦與中國有合作，儘管有時存在競爭甚至分歧。我們會忠誠但堅定地維護自身利益——尤其是「戰略自主」與「主權自由」。我們想要合作，但不願依賴；我們歡迎指導，但拒絕被指令。
這是法國長期以來的堅定立場，正如戴高樂將軍1966年在金邊演講中所強調的那樣。我們將持續秉持和平與平衡的原則發聲。
我相信，歐洲與亞洲現在擁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走向戰略自主。為什麼這很重要？因為我們面對著相同的挑戰：
首先，我們面對的是修正主義國家的挑戰——它們以「勢力範圍」之名行「脅迫控制」之實，試圖壟斷從歐洲邊緣到南海群島的整個地區，將其他區域國家排除在外，無視國際法，掠奪漁業、礦產等資源，強迫他國接受它們的外交政策與聯盟選擇。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脅迫範圍」。
第二，我們仍受到恐怖主義與歷史積怨的威脅，這些在區域內隨時可能引發動盪。最令人憂心的是，國家之間，甚至是重武裝國家之間，正越來越傾向以武力解決分歧。
第三，過往為我們帶來穩定的長期聯盟體系如今也岌岌可危。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這種不穩感，聯盟的承諾不再堅如磐石，這對歐洲與亞洲而言都是一種動盪的來源。
第四，我們正面臨核擴散的重大風險。伊朗的情勢格外關鍵，若我們無法控制，那將誘發骨牌效應，其他地區也會正當地主張發展核武。這就是為什麼法國與E3（英法德）仍致力成為可靠的夥伴，防止伊朗核擴散。
但情勢也同樣嚴峻地出現在歐洲——烏克蘭曾於1991年放棄核武，結果卻一再遭到入侵。北韓不受中國約束，大力發展核武，甚至與俄羅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理應負責任——建立聯盟。面對這樣的現實，區域國家該如何自保？他們怎麼對人民保證安全？
歐亞的挑戰不只是相似，甚至日益交織。
過去我反對北約介入亞洲事務，因為「N」代表「北大西洋」，我不想被捲入他人的戰略競爭。但如今當北韓代表出現在歐洲戰場上，我們都得重新審視。若中國不希望北約涉足亞洲，那麼也應確保北韓不要出現在歐洲戰場。
我們面對的挑戰還有技術發展帶來的規模效應，從AI到太空科技，率先實現規模化者將在競爭中佔優勢。我們不能輸，這也是我們希望與新加坡深化合作的原因。
另一場我們無法輸的競爭是混合戰爭——包括網絡攻擊與虛假資訊。這些手段正在削弱我們的民主、社會凝聚力，甚至領土完整，而背後都帶有地緣政治意圖。
此外，歐盟與東協也同樣受到新貿易關稅政策與規則秩序瓦解的衝擊，這將直接影響我們的繁榮、防衛資源籌措能力，以及對內部團結的需求。
這些挑戰清楚顯示，歐亞關係遠比我們過去所認知的更加緊密。我們必須具體行動，推動「戰略自主」的落實。
對歐洲而言，我們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已徹底改變心態。過去幾年我就倡議歐洲要有更多自主、更多主權，而2022年3月起，歐盟正式展開這場戰略自主革命，從國防、安全、科技、產業、能源等領域著手，減少依賴、降低風險。
這是歐洲當前環境下的關鍵工程。我們與英國首相、德國總理、波蘭總理及多國領袖建立起對俄聯盟，一同支援烏克蘭，保衛該區域的和平，也同時重投自身的防衛建設。
我們已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3.5%，並可能進一步提高。這也是對美國長年呼籲「歐洲應承擔更多自我防衛責任」的回應。今天，北約東翼三分之一的國防成本由美國承擔，歐洲必須加快自立。
我們也要打造自己的產業能力，選擇與美國、區域夥伴合作，但不依賴任何一方。
在AI、科技與產業方面亦然——我們必須提升歐洲競爭力，深化單一市場，改革監管，推進資本市場聯盟，吸引私人投資，讓戰略自主真正可行。
其次，我們要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歐洲與東協面臨共同挑戰與威脅，我們希望攜手制定共同議程。
2018年，法國提出「印太戰略」，強調尋求「第三條道路」：我們支持航行自由、主權尊重，但不希望與中國對抗。我相信，這是本場許多國家的共同立場——我們不是要對抗，而是要確保開放且有規則的秩序。
這也是法國與新加坡，以及區內多國近年來共同軍演、能力建設、合作專案的基礎。新的印太戰略將於數週內發布，並與歐盟版印太戰略相互呼應，延續我們與印度、東協、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成員的合作願景。
若我們聯手，我們的GDP與全球貿易占比將遠超三分之一。我們具備威懾能力，能推動公平貿易、穩定秩序、風險去化。
我們也希望與跨太平洋國家簽署新貿易協定，這將對全球具有強大號召力。
第三，我們要重啟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70年前的萬隆會議讓許多國家有機會表達拒絕集團對抗、追求獨立路線的聲音。如今，不結盟的時代已過，但「行動聯盟」的時代已來臨。
我們要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組建聯盟，對抗雙重標準，攜手迎向技術競賽、維護主權、捍衛規則、穩定全球環境。
我說的這一切，其實與新加坡的DNA如出一轍——既不選邊站，也不被欺凌。
我們不應坐等世貿組織失靈、聯盟鬆動，而是要主動出擊，建立一個屬於歐洲與亞洲的新聯盟，制定我們自己的原則與規則。
我們的責任是確保不因強權之爭而成為受害者，要透過公平貿易與環境標準，建構新一代國際協定，這正是歐盟目前正在與亞洲國家和CPTPP合作推動的方向。
只要我們有信心、有誠意、有共同利益，我相信我們能產出具體、可信的成果，甚至帶動他國加入。
這就是「戰略自主」的真義，也是我們與亞洲必須共同推進的合作基礎。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請求，一個行動呼籲：
讓歐洲與亞洲共同組建一個「獨立自主的聯盟」——不被捲入、不被脅迫，不接受雙重標準，勇於在科技競賽中攜手前行，堅守共同規則、共同價值，守護貿易航線、自然資源與氣候穩定。
這樣的聯盟將用和平之道帶來全球平衡，證明普世價值可以超越短視的貪婪與衝突。
這就是我們的共同DNA。也是新加坡存在的意義、亞洲國家能自立於世的原因——也是法國與歐盟今天出現在這裡的原因。
謝謝大家。
接下來是觀眾提問環節——三位觀眾提問與馬克龍的回答
主持人：
現在我們進入提問環節，請大家提問，總統將回答幾個問題，之後我們將結束演講並轉入晚宴。第一位是來自ISS Asia的Evan Laksamana。
提問一：Evan Laksamana（國際戰略研究所亞太中心）
總統先生您好，我是Evan Laksamana。您曾表示，法國的印太戰略前提之一，是「歐洲-大西洋」與「印太」構成一個統一的戰略空間。如果這是一條雙向的道路，面對目前從印度、巴基斯坦、泰國、柬埔寨、緬甸到南海的多起安全危機，您認為法國將如何在印太扮演領導角色？又將如何協助東協建立更強大的區域安全應對機制？畢竟，能否處理這些危機，也關係到是否能真正實現戰略自主。謝謝。
提問二：Frank Gardner（BBC安全事務記者）
總統先生您好，當歐洲自己本土正經歷全面戰爭時，您認為歐洲在亞洲還能發揮軍事角色嗎？例如英國派遣航母來亞太，但它自己卻無法完全履行國內的防衛承諾。
提問三：Seungmin Lee（韓國記者）
總統先生，我有兩個快速問題：
1. 在歐洲戰略自主的架構下，若北約成員國向法國尋求核保護，法國是否會以「核嚇阻力量」來支援他們？
2. 幾天後南韓將有新一屆政府上任，無論誰勝出，若新政府請求法國協助建造核動力潛艦，法國會答應還是拒絕？
馬克龍總統回應：
謝謝三位提問。前兩個問題其實彼此關聯，我將一併回答。
（一）印太地區戰略自主與區域危機
我不認為「先處理區域危機」是推動戰略自主的前提條件。這兩者應該同步進行。歐洲如此，亞洲亦然。烏克蘭戰爭要解決，我們也要在此同時建立起歐洲的戰略自主；亞洲國家亦應如此。
至於緬甸等問題，我們（歐盟與法國）始終以支持者的角色與東協合作，協助區域內部推動解方。例如，我今天早上就與新加坡總理針對緬甸進行了深入討論。
的確，我們正面對愈來愈多的危機與威脅，但不能將它們與「是否該建構自主能力」對立起來。相反，我們更應該加強合作與自主性。
（二）歐洲與東協的合作方式
我們與東協合作，強調該組織在印太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並透過兩大方向實踐：
這些合作並非為了取代誰，而是為了提升我們自己的防禦能力，同時幫助區域夥伴也實現自我防衛，減少雙邊依賴。
（三）歐洲軍事參與與資源調配
至於第二個問題：歐洲是否有足夠能力在印太出軍力？
我要誠實回答，如果今天的問題是：「若中國決定對某國發動大規模行動，歐洲會不會第一時間介入？」我想現在無論哪一國都會非常謹慎。全世界都會謹慎。
但更根本的問題是：歐洲的角色不是成為任何人的代理人，而是要發展自身戰略自主，在本土能自保，也協助夥伴國自保。我們現在正處在威脅與風險不斷升高的時代，這項任務無比重要。
話說回來，如果我們（歐美）連烏克蘭的局勢都無法在短期內處理好，那麼我們在印太或其他區域所謂的「戰略可信度」將蕩然無存。這是一個現實。
我們常說烏克蘭戰爭違反國際法、無法接受，那麼我們就必須展現承擔，否則，我們又如何勸服區域內國家相信我們真能對抗威權國家的脅迫？
（四）法國的核政策與韓國潛艦合作
至於您提的「法國是否會提供核保護傘」的問題——對不起，我不會直接回答。因為核嚇阻的有效性，恰恰建立在「戰略模糊性」之上。
我們民主國家在這方面有時過於坦率，反而削弱了威懾能力。烏克蘭戰爭初期，我們就犯了這樣的錯誤，過早宣布自己不會採取某些選項，結果反而讓對手壓力減輕。
所以，2024年2月我在巴黎提出，我們應恢復「戰略模糊性」，避免排除太多選項。德國總理最近的發言也是朝這方向靠攏，我非常支持。
法國從發展核武以來，就始終強調其「歐洲維度」——我們會維持模糊的彈性，同時也與歐洲某些國家開啟新階段的對話。我稍後幾個月會進一步說明。
至於南韓的潛艦問題：這是個完全合理的問題。如果我是韓國人，我也會問——「當你們都無法阻止北韓擁核，我怎能確保我的安全？」
我的答案是：我們應該重啟北韓議題，因為若我們接受北韓擁核，那就等於給其他國家擁核開了綠燈。
所以，美國主導的對北政策格外關鍵。歐洲並沒有主導協商的能力，那是美國的角色。川普總統在任內曾經啟動這個方向，我們應該與美方共同設計這一戰略框架。
如果美方希望歐洲在其他地方少依賴他們、分擔更多，那麼作為回報，我們也希望美方在對北問題上展現更高的戰略能見度與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