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英国《金融时报》5月12日Big Read 专栏：
北京积极追求能源自给自足，这不仅可能使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占据上风，也为其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提供了战略缓冲。
中国正迅速朝着能源独立迈进，不仅依赖国内安全的能源来源，同时在支撑未来技术的资源与材料市场上掌握巨大话语权。
2012年底，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后不久，便迅速识别出一个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当时中国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迅速成长为美国最主要的核武强权对手。但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能源方面却高度依赖外国。
石油和煤炭进口的依赖程度飙升至历史高位，使中国在能源运输上暴露于多个海上咽喉要道风险之中，包括台湾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等争议海域。
如今，随着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席卷全球，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北京中南海的视角早已截然不同。
中国正朝着全球首个“电力国家”（electrostate）迈进，其能源结构中电力比重日益增加，经济发展愈发依赖清洁技术。这为中国提供了应对与美国脱钩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战略缓冲。
不仅如此，中国不仅正快速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还掌控着支撑未来技术的资源与材料市场的主导权。
“过去没人真正担心能源安全、军工及关键行业和粮食供应链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以为那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国际咨询公司Control Risks中国分析负责人安德鲁·吉尔霍姆（Andrew Gilholm）表示，“但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未雨绸缪。”
过去的工业革命分别由英国和美国引领，包括最近的信息时代。但现在，许多来自美国能源智库RMI以及其他独立研究机构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在引领最新一轮全球性的电气化与可再生能源技术革命。
正如石油与天然气支撑石油国家的经济一样，清洁能源技术如今也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对北京来说尤为重要。根据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对中国官方数据的分析，2023年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已占GDP的10%，并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
除了能源安全之外，电气化——即将依赖化石燃料的技术替换为电力驱动的替代方案——也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无法想象有任何实现零碳经济的路径不依赖于大规模电气化，”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表示，该委员会是一个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的全球企业联盟。
尽管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去年创下新高，主要因煤炭使用上升所致。但由于电气化不断推进，如果中国逐步淘汰煤炭（目前仍是电力结构中主导能源），其减排潜力将十分显著。
习近平于2014年首次下达指示，要“革命性”地改革中国的能源体系。据当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一次重要的党内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能源系统存在“技术落后”问题，亟需提升能源安全。
中国经济腾飞主要依赖石油与煤炭。但即便十年前，中国的电气化率也已领先于欧洲和美国。此后，欧美的能源最终消费中电力占比稳定在约22%，而中国已跃升至30%。
中国的进展得益于一系列旨在实现习近平能源战略的政策组合。北京向清洁技术领域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资金总额是美国的近五倍，是日本的十五倍。
这刺激了风电、光伏和电池制造商以及绿色能源项目开发商的快速增长，并推动了中国的汽车、卡车、列车、船只和工厂全面电气化。
其中最显著的体现是中国电动车的爆发性增长。预计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包括纯电和插混）将达到约1250万辆，是2022年的两倍多。
中国的电气化还得益于其现代铁路网络的迅猛发展。据官方数据，2023年中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超40亿人次，创历史新高。高铁网络总长达4.5万公里，是欧盟的五倍，预计到2030年将扩展至约6万公里。
但或许最关键的支柱，是中国长期以来对电网系统的升级和扩张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在电网硬件和软件方面投入高达8000亿美元。
许多国家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通常与经济增长同步。但瑞银（UBS）中国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研究主管刘健表示，中国今年电网资本开支占GDP的比例可能高达10%，未来至2030年将以年均约5%的速度持续增长，远高于预测的GDP增速，“主要由于电气化趋势所驱动”。
据瑞银数据，今年中国将投入约1000亿元人民币（138亿美元）用于超高压输电线路建设，未来几年将增加至1100亿元。中国现已有40多条超高压线路，使得西部新疆、甘肃等地的风能和太阳能可输送至东部和南部的工业核心区。
在国家对电网长期投资的支持下，中国预计到2028年实现低碳能源（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核电和储能）占电力结构50%。到2038年前后，太阳能与风能总装机容量将首次超过燃煤发电。
电气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多家领先的中国光伏企业每年向研发投入数十亿美元。
在风电领域，中国企业正竞相制造更大型、成本更低的风机。在储能领域亦是如此。中国两大电池巨头宁德时代（CATL）和比亚迪（BYD）去年分别投入约年营收的5%用于关键材料、化学技术、制造工艺的前沿技术研发以及基础研究，金额达5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
在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双重驱动下，中国锂电池成本大幅下降，不仅惠及电动车，也支撑了风能与太阳能的发展。
这些成功的政策，还伴随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力市场化调度机制。自2024年6月起，北京要求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市场定价机制。尽管这将对部分大型风电、光伏和储能项目带来短期冲击，但让煤电与新能源在价格上直接竞争，被视为未来数十年逐步淘汰化石能源的必要步骤。
“世界低估了中国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独立产业政策专家谢艳梅表示，“他们（中国）敢放开市场定价，是因为对其与传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有足够信心。”
RMI的研究指出，低电价是电气化的关键。在中国，低电价提高了电力使用率。而未能降低电价的国家，往往电气化进展缓慢。
“这就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一样东西价格太高，你就会用得少。”该报告作者之一、现任气候智库Ember研究员达安·沃尔特（Daan Walter）指出。
尽管中国的产业政策提高了能源和资源安全，但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打击了无数外国竞争对手，加剧了全球贸易失衡。
根据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数据，中国清洁技术制造产能远超国内需求。
这引发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批评，称北京通过多年来的不公平国家补贴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例如，太阳能市场的巨大供应过剩导致仓库爆满，一些低质中国光伏板甚至被欧洲当作围栏材料使用。
北京的政策制定者深知，这种“产业政策既可能极度浪费，又可能取得战略成功”的两难矛盾。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驻北京首席代表Elisa Hoerhager表示，中国经济规划者预计将在2026年初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更加注重解决创新与产业效率之间的“脱节”问题。
“这是他们即将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她表示。
与此同时，西方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要在清洁技术供应链上与中国匹敌几乎不可能。
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确保关键资源的获取、建设精炼与加工基础设施，并补贴本土制造与消费。如今，其已主导从矿山到工厂的整条供应链。
根据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AidData研究中心2024年的研究，2000年至2021年间，中国实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近570亿美元贷款，用于确保铜、钴、镍、锂和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
如今，中国正借助这一主导地位不断扩大清洁技术的输出、工程、供应链与金融能力。根据澳大利亚悉尼气候能源金融（CEF）研究机构汇总的企业公告与财报，自2023年起，中国企业在200多个清洁技术项目中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1560亿美元。
在特朗普政府推动对华供应链强硬脱钩、扰乱全球贸易之际，中国此举正扩大其全球政治与经济影响力。
“这场贸易战突出了能源安全与电气化的核心议题，因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之一正是化石燃料。”CEF主任蒂姆·巴克利（Tim Buckley）指出，“世界各国也将采取类似思路，而中国显然最有条件协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不过，西方分析人士与官员也指出，中国在绿色能源供应链与技术上的主导地位，正构成国家安全新风险，包括经济依赖、间谍活动以及潜在军事威胁等。
最终，专家们指出，中国在电气化方面的成功，使习近平及其政府更有能力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可能出现的供应链与贸易冲击。
尽管中美两国的产业供应链中都存在短板与咽喉要地，但许多专家认为华盛顿低估了北京应对危机的准备程度。
“如果要说哪个国家相较过去更能降低外部暴露风险，那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Control Risks的吉尔霍姆总结道，“没人再把这称作‘新毛主义’或‘自给自足主义’了，中国只是更早地在‘去风险’和增强韧性方面走在前面。”
